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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务实读书下（第1页）

高务实今年八岁，却已经开蒙接近五年，这是何等少见！怎么能不让高拱对他信心十足？

那些什么“三百千”[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章》、《童蒙训》等已经问世的著名开蒙读物，他都早已倒背如流——这一点也不奇怪，他前世幼时，爷爷是乡下教师，早年读过私塾的那种，所以“老观念”很重，以上开蒙书全部让高务实背过，甚至这里头还缺了高务实自己最喜欢的两本《龙文鞭影》和《增广贤文》，这两本书眼下尚未面世，高务实甚至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默写出来造福大众。

当然，造福大众这个心态他虽然的确是有一点一点，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希望用这两本书“养望”。只是后来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龙文鞭影》若是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拿出来一用，但《增广贤文》却不行——这本书怎么看都是一本看透了世态炎凉的“老江湖”才能落笔之作，并且话里话外遵循的都是荀子的性恶论，以他小高先生的出身、年纪、经历，写出来也只会被当做是请人捉刀邀名，反而不美。

高务实眼下所读之书，乃是《大学》，在明代读《大学》，必然要同时读与之“配套”的《大学章句》，毕竟明朝尊朱熹为朱子，朱子的观点若不熟读精通，科考必然是没有好结果的。而事实上，他真正喜欢并且常常认真研读的有关《大学》的书，却是邱濬的《大学衍义补》。

高务实一贯觉得，四书也好，五经也罢，内容大多数都太过于“形而上”，或者用他内心的话来说，干脆就是：高谈阔论。

但读《大学衍义补》则不光是学问上的事，也是治国理念上的事——明代实学，源出于此。

“实”本是个会意字，《说文》里解释实字：“实，富也，从宀（注：念‘棉’。）、贯。”贯是货物的意思。所以段注：“以货物充于屋下，是为实。”可见实即为真实、充实之意，而延伸到实学便可以理解为切实具有的学问，是指真才实学，甚或实用之学，乃至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学问。

实学一说，先是见诸于唐宋，但其渊源，则至少应该上溯至汉时。汉儒以先秦孔子教授学生的六种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为经，但因后来其一失传，只余其五，遂称五经。汉时儒学渐重，自董仲舒上书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后，儒学更受到官方的支持和推广，逐渐成为官学。当时的读书人无不习经，能通一经者即为儒生，能兼通五经、博综众说者为通人，被视为有实学。

或许有人纳闷，儒学在后世人眼中明明就是个“光讲大道理”的学说，根本没几个人会把儒学跟实用挂钩而论，怎么回事呀？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儒术之兴，既因实政，故其学于实用颇切。”又说：“当时之治经者，率重事实而不龂龂于简策，故其学有用而不繁。”吕先生的意思是说，当初儒学在汉代以经学的形式兴起之时，注重实政、实事，堪称实学。其后，由于经学内部的今古经文相争以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助长了谶纬迷信之风，使得儒家经学日益繁琐、诡秘、虚妄，渐渐走向了初期儒学的反面。

而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之所以被高务实看做明代实学之始，原因何在？盖因明人之读《大学》，一如宋人真德秀所作之《大学衍义》，只注重于了解格物、正心、修身、齐家之理，而对于治国、平天下之事无所道及。因此《大学衍义补》便主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着眼点加以阐述，其中无论政治理念、经济理念、民族理念等等，均有阐发。

其政治思想，如君主之作用、君民之关系等，有着比前人更明晰清楚的论述，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民贵君轻这个范畴之下的衍申，不必细讲。但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观点，在当时而言却颇为先进，譬如他说：“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这便是认识到了“钱”即是后世所说“一般等价物”的道理。

说到明朝宝钞的弊端，他不仅阐述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

这里的“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实际上应该是确立以银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制度，以避免纸币滥发造成的货币贬值。在当时来看，银本位财政体系放眼全球也许有些问题，但邱濬所处的时代，西方大航海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明朝内部如果执行银本位财政体系，高务实觉得应该还是很先进货币思想。甚至就算是眼下离邱濬时代又过去了七八十年，银本位在大明内部执行也未尝不行——至少比当前的混乱要好。

其他诸如提出劳动价值论、反对国家专卖制度而提倡民间自由贸易、倡议朝廷设立“古之计相”——类似后世国家统计局——乃至提出各地每年上报粮价而朝廷据此规定赋税额度等等，不少甚至是高务实“救明”计划中要分步骤实行的类似方针。

高务实所以深读《大学衍义补》，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从这些前贤的著作、言论中为将来的改革找一些依据。须知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盛行时代，改革可不是当政者随口说一声就能实行的，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没有一定的舆论基础，根本不可能。

此时他正看到“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心中暗道：“邱濬想用海运代替漕运，此事定为与漕运利益有关人士破坏，我将来若要改革此法，须得想好那传说中‘漕帮’人士的出路才行，不然肯定事倍功半，甚至干脆搞不下去。”

他正想着，忽然听见外头脚步响起，心中一动，便听见外头赏月听琴二女的声音：“奴婢见过老爷。”

然后便是高拱的声音由远及近：“你们少爷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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